在全球气候行动面临政治逆风的当下，新加坡以制度化手段逆势加码，碳税在2024年按计划升至每吨新元25元，政府未来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发行高达新元350亿的绿色债券，FAST-P混合融资旗舰基金于2025年9月完成5.1亿美元募资，覆盖亚洲绿色基础设施融资缺口。绿色金融已从政策愿景演变为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制度设计深度、区域融资中介角色与碳市场先发布局，正在为资本提供一套亚洲独一无二的绿色经济参与路径。
产业发展现状：绿色经济的规模、结构与市场坐标
从市场规模看，截至2024年底，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STI）成份企业的绿色收益占市值比重达10.9%，高于全球市场平均水平，在能源与房地产板块的绿色收益占比尤为突出。这一数据不仅反映了上市公司层面的绿色转型进度，也代表资本市场对绿色经济标的的定价偏好已在新加坡形成可观的规模效应。
在绿色债券市场，新加坡政府承诺至2030年通过政府及法定机构合计发行新元350亿的绿色债券，为绿色基础设施提供长期融资。2024财年，政府新增发行一批30年期绿色新加坡政府证券（Green SGS），发行规模25亿新币，是新加坡首只30年期主权绿色债券，认购倍率达2.4倍；同年10月追加增发50年期绿色债券15亿新币，认购倍率1.6倍。用于为符合框架规定的新加坡大型长期绿色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符合 SINGA 绿色项目资格的项目包括即将开通的跨岛线和裕廊区域线。
政策支持构建绿色经济
新加坡绿色经济的政策框架，以2021年推出的《新加坡绿色计划2030》（Singapore Green Plan 2030，SG Green Plan）为国家战略锚点，由MAS的金融监管工具与财政部的绿色债券机制在资本层面落地执行。这一上下贯通的政策架构，在主要亚洲经济体中属于少数能够做到国家战略、监管激励与市场机制三者整合的典范。
新加坡绿色计划2030（Singapore Green Plan 2030）
由教育部、国家发展部、可持续发展与环境部、贸工部及交通部五部委于2021年联合推出，是新加坡面向2030年乃至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的国家综合行动路线图。五大支柱包括：自然城市（City in Nature）、可持续生活（Sustainable Living）、能源重置（Energy Reset）、绿色经济（Green Economy）、韧性未来（Resilient Future）。
碳税（Carbon Tax）
新加坡自2019年起对年排放量达25,000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的设施征收碳税，覆盖约80%的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税率从2019至2023年的每吨5新元，于2024至2025年提升至每吨25新元，并计划进一步升至2026至2027年的每吨45新元，以及2030年的每吨50至80新元，
2024年起正式落地的国际碳信用（ICC）框架，允许碳税应税企业使用合资格的国际碳信用抵消最多5%的应税排放量，该框架与《巴黎协定》第六条衔接，为新加坡构建碳交易国际合作网络提供法律基础。碳税收入全数用于支持企业减排、绿色技术研发及绿色转型补贴。
详见：Carbon Tax
净零融资行动计划（Finance for Net Zero Action Plan，FiNZ）
MAS于2023年4月正式推出，是2019年绿色金融行动计划（GFAP）的升级版本，将政策重心从单纯的绿色金融扩展至转型金融。FiNZ设定四大目标：一、建立气候韧性金融体系，深化气候情景分析与风险管理能力；二、推动金融机构制订可信赖的净零转型计划；三、动员绿色与转型融资，通过绿债、可持续贷款与混合融资工具为亚洲脱碳提供资金；四、以3D原则（Data、Definitions、Disclosures）提升市场透明度，防范绿色洗白。
详见：MAS Launches Finance for Net Zero Action Plan
更多相关资讯详见：Sustainability Report 2024/2025
绿色经济为何在新加坡具备优势
新加坡绿色经济的发展逻辑，在于其作为区域金融枢纽的关键与对东南亚绿色转型需求的精准定位。东南亚是全球煤电依赖度最高、可再生能源转型缺口最大的地区之一。亚洲开发银行（ADB）估计，东南亚到2030年的清洁能源转型需要每年逾1,000亿美元的绿色基础设施投资，但现有资本市场机制远无法满足这一规模。新加坡作为地区金融中枢，天然具备将全球资本引导至东南亚绿色投资项目的中介能力，这是其绿色金融战略布局的根本出发点。
新加坡的制度先发优势已形成明显的市场生态。FiNZ行动计划、完整的碳信用交易法律框架（包含与巴黎协定第六条衔接的ICC机制）以及其它政策构成了一套在亚洲绿色金融领域独一无二的制度基础设施。金融机构、项目开发商与机构投资者一旦基于这套标准与工具构建其绿色业务架构，便存在显著的迁移成本，形成对新加坡市场的依赖。
再来是能源转型带来的实体产业机会。ADB预计东南亚可再生能源制造业到2030年可贡献每年高达1,000亿美元的产值，新加坡的金融服务、工程咨询、碳核查与绿色科技研发能力，使其有望在这一产业链中占据高附加值的服务环节，而非依赖在资源受限的城市国家背景下发展本地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生产。
挑战与风险
新加坡绿色经济在制度层面的建设成就有目共睹，但其亦面临来自多个维度的挑战。最根本的矛盾在于城市国家的能源限制与净零承诺之间的问题。新加坡国土面积约733平方公里，无大型河流可供水电开发，海上与陆上可部署大型风能的空间极为有限，95%以上的电力来自天然气。尽管太阳能装机容量已突破1.17GW（2023年末数据），并持续向2030年的3GWp目标推进，但光伏发电在电力结构中的占比仍相当有限，使新加坡的净零路径高度依赖绿色电力进口（目标2035年前进口4GW）与碳捕集技术两大外部解决方案。
碳税的现行税率与气候科学要求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尽管从每吨5新元至每吨25新元的调升幅度较为显著，但气候行动追踪组织指出，与IPCC评估的实现1.5度路径所需碳价相比，新加坡现有税率仍远低于触发大规模零碳技术切换所需的阈值。2026年升至每吨45新元、2030年升至每吨50至80新元的进一步计划，将不可避免地对能源密集型制造业、航运与炼油等高排放行业的运营成本产生显著影响，形成竞争力与脱碳目标之间的政策平衡压力。
总结
新加坡绿色经济的战略价值，并非建立于其本土可再生能源资源的丰富性，而在于其将制度建设能力、金融中介效率与多边协调角色融为一体的竞争优势。新加坡绿色经济的政策架构已走过从顶层设计到资本落地的完整闭环。
新加坡绿色经济的最大投资价值，在于其作为亚洲绿色资本的分配中心与标准制定者的地位.这一角色的构建难度极高，替代成本极大。
对企业与产业资本而言，新加坡绿色经济的战略坐标在于碳服务与绿色科技研发两大增量板块。随着亚洲各经济体碳定价机制的逐步成熟与碳边境调节税（如欧盟CBAM）的加速推进，新加坡的碳交易、核查与咨询服务生态将进入高速增长期，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绿色基础设施融资门户的制度价值将进一步稀缺化，其绿色经济的长期战略地位在亚太范围内将难以撼动。
参考资料与数据：
- Singapore Green Bonds
- Green Investments Partnership, a Blended Finance Fund under Singapore’s FAST-P initiative, Achieves First Close with US$510 Million in Committed Capital
- Why sustainable equity investors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Singapore
- Singapore Green Plan 2030
- Carbon Tax
- MAS Launches Finance for Net Zero Action Plan
-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24/2025
- 新加坡气候行动追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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