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20届海外华文书市现场，SOMO News 社长王赫奇与知名企业家黄金兴展开了一场关于马来西亚环境与产业未来的精彩对谈。黄金兴携其著作《启业+》亮相，分享了其对东南亚营商环境的独特见解，并指出在当前全球化标准下，马来西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合规与转型契机。 一、 架构完善：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创业的“避风港” 在访谈中，黄金兴对比了印尼、泰国、越南及新加坡等邻国。他直言，许多国家在公司注册、审计细节及银行开户方面的要求极其苛刻。例如，某些国家甚至要求审计报告详细列出每种细分产品的行业细节，极大地增加了运营成本。 反观马来西亚，黄金兴总结了三大核心优势： 注册门槛低且灵活： “1令吉即可开公司”，支持单人持股的有限公司（Sdn Bhd），极大降低了创业起步成本。 金融程序简化：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少数无需复杂资本账号即可开设商业银行账户的国家之一。 合规性接轨国际： 随着**电子发票（e-Invoicing）**的强制推行，马来西亚的合规标准已达到甚至超越国际水平，这将有助于本土企业无缝对接全球市场。 “马来西亚人其实很幸福。虽然我们常羡慕他国的效率，但我们的制度架构中规中矩且具包容性。这种‘简单’正是本土中小企业走向国际化的底气。”黄金兴表示。 二、 产业前瞻：零售业的改革与建筑业的“中资机遇” 针对目前看好的行业，黄金兴提出了三大重点领域： 零售业（Retail）： 随着疫情后消费回流，零售业正经历由“大品牌”带动的系统化改革。他特别提到，如MR.DIY等企业通过精准定位和规模化系统，为传统行业树立了榜样。他鼓励二代接班人利用系统化思维，将传统生意重新品牌化。 建筑与工业地产： 黄金兴认为，受中资涌入和供应链转移影响，符合国际原产地认证（CO/COO）要求的工厂需求史无前例。雪隆区及柔佛州（尤其是受新加坡经济溢出效应带动的区域）仍是增长核心。 科技创新（Tech）： 针对科技创业的“泡沫”担忧，他建议科技必须“落地”。他指出，资本现在更倾向于“科技+实体”的结合，纯概念融资已成过去，能解决传统行业痛点的技术（如AI结合传统供应链）才具生命力。 三、 资本视角：从“守业”到“Pre-IPO”思维 在谈到企业传承与退出机制时，黄金兴提出了“Pre-IPO Value”的概念。他建议老一代企业家给第二代足够的空间，将公司打造为具备上市或被并购价值的资产。 “并购（M&A）不代表终结，而是规模化的开始。”黄金兴指出，很多上市公司并购中小企业是看重其人才与创新力。他鼓励年轻一代不要排斥被并购，而是要借力上市公司平台，实现企业的二次腾飞。 访谈最后，呼吁广大创业者关注《启业+》中的实战资讯。黄金兴强调，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唯有通过不断学习与改变，将传统业务与现代科技、资本逻辑相结合，马来西亚企业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详情了解https://www.nkhgroup.my/?utm_source=GBP&utm_medium=GBP&utm_campaign=GBP

近年来，【K型经济】一词频频出现在经济评论中。 所谓【K型】，指的是在经济冲击或复苏过程中，不同产业、不同群体呈现明显分化：一部分迅速上升，另一部分长期下滑。 对于马来西亚这个中等收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而言，这一趋势值得关注，因为它不仅关乎经济增速，更关乎社会公平与长期发展潜力。 马来西亚经济的结构性是关键因素 在我国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高技术产业占据GDP的重要比重，尤其是电子、电器及高附加值制造业，这些行业在全球市场恢复时往往受益较快。 另一方面，服务业和中低技能行业则受冲击更大，恢复周期长，收入增长缓慢。同时，马来西亚国内消费占比高，收入不平等仍然突出。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2年马来西亚基尼系数约为0.39，即便整体收入水平提升，仍有大量中低收入群体未能分享到经济成长红利。 在这种背景下，K型经济对马来西亚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从积极面看，高附加值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在复苏中积累利润与资本，加速经济结构升级和技术转型。 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为数字化、创新和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动力。同时，经济上行部分的税收增加，为政府提供了潜在的再分配空间，通过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投入提升包容性，理论上可以缓解社会分化。 随时爆发的隐藏风险与机遇 K型分化可能加剧贫富断层。高收入群体快速受益，而中低收入群体恢复缓慢，甚至长期边缘化，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其次，社会流动性受限。 即便整体GDP增长，如果低收入阶层无法参与高附加值产业或资本市场，他们可能被长期固定在“下斜线”，形成结构性贫困。再者，政策挑战不容忽视。如果再分配机制不完善，仅靠短期补贴或现金转移，难以扭转深层次的不平等。此外，城乡差距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可能被放大，若忽视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的均衡布局，分化将进一步固化。 面对K型经济带来的现实分化，务实的策略尤为关键。 首先，产业政策应兼顾高端增长与普惠基础。高附加值制造业、绿色科技、数字经济等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同时应支持中小企业升级、创新创业和劳动力技能培训，提升中低收入群体参与机会。 其次，教育与技能培训必须与经济结构匹配。政府可通过职业培训、终身学习计划和数字技能教育，让更多人具备进入上行产业的能力。 第三，税制和社会保障改革需要同步推进。渐进式税制、财富税、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能够为下斜线群体提供稳定支撑，同时保障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最后，区域均衡发展不可忽视。东西马差距、城乡发展不平衡，若不解决，将削弱国家整体竞争力和社会稳定性。 我认为马来西亚应对K型经济政策的想象 在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技术变革加速的背景下，K型分化几乎不可避免，但关键在于政策设计。 马来西亚若能将K型分化视为推动产业升级和社会进步的契机，通过产业、教育、税制和区域政策的综合布局，不仅可以在上行线创造财富，也能让下斜线群体逐步共享发展红利，实现包容性增长。否则，经济增长的成果可能只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分化和流动性受限将成为长期隐患。 总之，马来西亚面临的K型经济，不是单纯的危机，也不是单纯的机遇，而是一个检验国家治理能力、政策智慧和社会韧性的现实考题。 务实、建设性、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政策，将决定这条经济K型线的最终走势，也将影响马来西亚未来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发展与社会稳定。   关注【SOMO · 全球通企业社群】掌握最新资讯

本月，国内多家电讯公司陆续推出每月 RM10 的“防诈骗配套”，并声称能够过滤诈骗电话与短信。然而，消息甫公布便迅速引发舆论反弹。 社交媒体质疑声不断，通讯部长亦已要求监管机构介入调查。事件之所以引起高度关注，并非单纯因价格，而是触及全国消费者最敏感的数码安全议题。 诈骗常态化：漏洞责任谁来承担？ 在马来西亚，网络诈骗已成普遍风险。从假冒官员到伪造银行通知，几乎所有拥有手机的消费者都面对过类似骚扰。 诈骗活动之所以层出不穷，部分原因来自电讯系统中的结构性漏洞。因此，有关责任归属的问题便显得格外关键：当漏洞来自电讯系统本身，修补与防护是否本应由电讯商承担？ 如今却由公众额外付费以换取更高防护等级，这一模式难免引发公平性与合理性的讨论。 关键问题并不在于 RM10 是否昂贵，而在于消费者究竟买到了什么。若这笔费用类似保险，付费用户在因系统漏洞遭受损失时可获得明确的赔偿机制，消费者自然会理解这是保障。 但若配套仅提供基础过滤、提醒，却缺乏明确责任承担，那其本质更接近“心理安慰”，而非真正的安全防护。一年 RM120 的成本，对部分用户而言亦并非小数目。 公共安全vs商品化：基础防护应全民共享 市场上已有更廉价的参考案例。例如 Touch ’n Go eWallet 的 Wallet Safe 服务，一年介于 RM2 至 RM6，并且涵盖一定额度的保障。 虽然服务性质不尽相同，但依然引发一个合理疑问：为何电子钱包能以如此低成本提供基本安全保障，而电讯行业的同类服务却高出数十倍？这究竟反映了不同的成本结构，还是显示业者试图将“安全”定位为额外可收费的商品？ 进一步来看，基础安全是否应商品化才是更关键的公共议题。以马来西亚存款保险机构（PIDM）为例，无论消费者是否付费，存款皆获得基础保障，因为这类安全属于公共利益，而非可自由定价的市场商品。同理，电讯安全亦涉及国家层面的数码风险，而非单一家庭的个别损失。 若“付费者更安全、不付费者更脆弱”成为行业常态，将无疑造成新的数码鸿沟，分化消费者群体。 收费与责任并重：技术与透明度才是关键 如果电讯商坚持收费模式，相关的责任与透明度也必须同步提升。公众有权期待更强大的号码过滤技术、更有效识别假冒基站的能力、更完整的诈骗号码数据库，以及与金融机构之间更灵活的风险数据共享。 这些才是长期降低诈骗率的关键结构性工程，而不仅是加购功能的卖点。消费者并非拒绝付费，而是需要理解自己付费所获得的价值。 诈骗问题严峻，公众对数码安全焦虑已达到高点。在这样的时机推出收费配套，难免被解读为安全被商业化。然而，一个健康的数码生态，不应要求国民以额外付费的方式换取基本安全；相反，它应由监管、企业系统建设与全民意识共同支撑。 数码安全的本质是公共责任，而非奢侈品。电讯行业在追求商业模式创新的同时，更需要明确自身在国家防骗体系中的角色。唯有如此，公众才能真正走向一个更安全、更可信赖的数码时代，而不是在焦虑与不确定中被迫买安心。   关注【SOMO · 全球通企业社群】掌握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