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

（吉隆坡29日讯）“大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你可能听过这句话无数次。但这个“年轻”，正在悄悄变老。 大马统计局数据显示，大马的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已从1970年代的约5.5，持续下降至2022年的1.7，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1更替率。与此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正在稳步上升，预计大马将在2030年代初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Ageing Society）的门槛。 这意味着，驱动大马过去数十年经济腾飞的一个隐形引擎——人口红利正在进入倒计时。 什么是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因劳动年龄人口（通常定义为15至64岁）占总人口比例大幅提升，而创造出的经济增长加速效应。 简单来说：当一个社会中工作的人多、需要被养活的人少（儿童和老人），整个经济体的生产力就会自然提升，储蓄率上升，消费活跃，投资扩张。 历史学者和经济学家将这一阶段称为“人口红利窗口（Demographic Window of Opportunity）”。错过了这个窗口，一个国家往往需要付出极高的社会代价。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东亚经济腾飞的30至40%——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及中国的高速增长期可以直接归因于人口红利。大马同样受益于这一结构性红利，只是时间上略晚于上述经济体。 人口红利如何在经济上发挥作用？ 人口红利通过以下四个渠道推动经济增长： ① 劳动力供给扩张 大量年轻人进入劳动市场，扩大了经济生产的人力基础。在大马，这一阶段对应着1980至2000年代的制造业与出口导向增长高峰期。 ② 家庭储蓄率上升 当家庭的抚养负担（扶养儿童及老人的比例）下降，可储蓄的收入比例随之上升，为银行体系提供更充裕的资金，推动投资与信贷扩张。 ③ 人力资本累积 生育率下降的另一面，是家庭能够将更多资源投入每个子女的教育与健康，提高下一代的劳动生产力与人力资本质量。 ④ 内需消费扩张 年轻的工作人口是消费的主力——购置房产、汽车、电子产品及服务，驱动内需型经济增长。这也是为何大马的零售、餐饮及房产市场在过去数十年能够持续扩张。 大马的人口红利：从高峰走向收窄 大马的人口结构演变可分为三个关键阶段： 第一阶段（1970至2000年）：红利积累期 生育率从5.5急速下降，婴儿死亡率同步改善，形成一个庞大的“婴儿潮”世代（Baby Boomer）进入劳动市场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奠定了大马从农业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型的人力基础。 第二阶段（2000至2020年）：红利高峰期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历史峰值，抚养比（Dependency Ratio）降至最低点，大马经济的平均年增速维持在5至6%，与人口结构的最优化高度相关。 第三阶段（2020年至今）：红利收窄期 生育率跌破更替率，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稳步下降，老龄人口比例上升。大马正处于从“人口红利期”向“人口负债期”过渡的关键拐点。 大马的生育率危机：数字背后的深层原因 大马生育率从2022年的1.7若持续下滑，将带来深远的经济影响。理解其成因，是应对的第一步： ① 城市化与住房成本上升 大城市的高房价、高生活成本，令年轻夫妻推迟生育或选择少生。吉隆坡的住房负担能力指数（Housing Affordability Index）近年来持续恶化，是生育意愿下降的直接推手之一。 ② 女性教育水平与职场参与率提升 随着大马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大幅提升（大学在读学生中女性占比已超过55%），越来越多女性选择在职业发展成熟后才考虑生育，导致初育年龄推迟，最终子女数量减少。 ③ 经济不确定性与年轻人的财务焦虑 最低薪资RM1,700在高消费城市严重不足、学贷负担沉重、就业市场不稳定，令许多大马年轻人将“养得起孩子”视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主动选择少生或不生。 ④ 少数族裔生育率下滑尤为显著 大马华裔的生育率长期低于全国平均，已降至约1.0至1.1，远低于更替率，是大马整体生育率下滑最主要的结构性驱动力之一。马来裔生育率虽仍相对较高（约2.2至2.3），但同样呈明显下降趋势。 大马距离“老龄化社会”还有多远？ 国际通行定义中，老龄化社会（Ageing Society）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据大马统计局的最新预测： 人口结构门槛 预计达到时间 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占7%） 约2020年已达到 老龄社会（65岁以上占14%） 预计约2040至2044年 超老龄社会（65岁以上占21%） 预计约2056至2060年 大马目前已处于“老龄化社会”阶段，正加速迈向“老龄社会”。这意味着在未来约20年内，大马须在没有成为高收入国的情况下，同时应对快速增长的老龄人口抚养负担——这是经济学家所担忧的“未富先老”（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困境。 人口红利关闭对大马经济的五大冲击 ① 劳动力供给减少，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 年轻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将直接限制大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若没有生产力提升加以弥补，大马未来20至30年的GDP增长速度将面临结构性放缓压力。 ② 养老体系承压，EPF及医疗支出飙升 更多退休人口意味着更高的养老金提领压力及医疗保健支出。EPF的可持续性——尤其是在历年多次提前提款后储蓄额大幅缩水的背景下将成为大马社会保障体系最紧迫的财政议题。 ③ 外劳依赖固化，合规成本持续上升 为弥补本地劳动力短缺，大马对外劳的依赖将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而外劳管理合规成本、社会整合挑战及政治敏感性，将持续对企业与政策带来多维度压力。 ④ 内需消费结构转变，年轻消费市场萎缩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消费模式的系统性转变——医疗保健、养老服务及辅助器材的需求上升，而住宅购买、汽车销售及电子产品消费的成长动能将随年轻人口减少而减弱。 ⑤ 国家竞争力风险：与邻国差距可能拉大 印尼、越南、菲律宾等东盟邻国目前仍处于人口红利峰值期，年龄中位数更年轻，劳动成本更低。若大马无法在人口红利窗口关闭前成功完成产业升级，未来将面临更激烈的区域竞争压力。 大马政府与商界可以做什么？ 政策层面： 家庭友善政策：延长带薪育婴假、扩大托育补贴、提供生育税务减免，降低生育成本 移民开放策略：吸引高素质外籍人才（尤其是STEM领域），以技术移民补充劳动力缺口 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在不牺牲生育意愿的前提下，通过灵活工时与托育支持，提升女性就业率 推动自动化与生产力提升：以科技替代劳动力数量的下降，是最根本的长期应对策略 商界层面： 提前布局老龄经济（Silver Economy）：医疗保健、养老院、辅助器材、老年休闲及金融服务，是未来30年增长最确定的内需消费方向 员工留任与知识传承：在劳动力供给减少的环境中，吸引、培养及留住优秀员工的竞争将日趋激烈，雇主品牌建设与员工发展投入的回报将显著提升 自动化投资提前布局：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供给减少的双重压力到来之前，提前完成关键业务流程的自动化改造，是抵御人口红利消退冲击最有效的企业级应对措施 一句话总结 人口红利是一个国家最强大但也最短暂的经济礼物——大马已在享用了数十年后，正在进入必须主动应对的告别期。 能否在红利窗口完全关闭前，完成从劳动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的经济升级，是决定大马未来30年竞争地位的最关键战略赌局。 SOMO观察｜人口红利收窄是大马最重要的长期结构性风险，商界须将其纳入十年战略规划 人口红利的消退，不是一个会在某天突然爆发的危机。它是一个缓慢但不可逆的结构性转变，正在以每年微小但累积的方式，改变大马的劳动力市场、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潜能。 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在2027年预算案讨论框架中，将人才与生产力提升列为核心战略领域之一，而非单纯的投资促进或财政政策。因为在人口红利的后期，生产力提升是唯一能够抵消劳动人口减少的可持续增长路径。 对商界而言，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是威胁，也是机遇——老龄经济的崛起，将在未来20至30年创造大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需服务市场之一。 率先布局医疗保健、养老服务、辅助科技及老龄金融服务的企业，将在人口红利关闭后的新经济格局中，占据极为有利的先发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