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党

（吉隆坡5日讯）一项来自财政部的披露，将大马政府部门的财政纪律问题推向公众视野。公正党（PKR）青年团团长莫哈末卡米尔（Mohd Kamil）在社交媒体发文，对政府部门超出获批年度拨款的支出行为表达强烈关注，警告若情况持续，将对国家财政状况造成深远影响，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国家完蛋”。 卡米尔同时是财政部长政治秘书，其声明因此具有超越一般政党批评的特殊分量——这是来自政府内部的自我警示。 财政部秘书长披露：乡区发展部连年超支 触发卡米尔发文的，是财政部秘书长拿督佐汉（Datuk Johan）早前就乡区道路项目拨款超支问题作出的公开说明。 佐汉披露，乡村及区域发展部（Kementerian Pembangunan Luar Bandar dan Wilayah）过去数年来，在乡区道路项目的承诺额及实际开支方面，持续超出获批的年度拨款： 年份 获批拨款 实际支出 超支金额 超支比例 2023年 RM11亿 RM18亿 RM7亿 +63.6% 2024年 RM13亿 RM20亿 RM7亿 +53.8% 2025年 RM16亿 RM23亿 RM7亿 +43.8% 2026年（截至6月） RM21亿（全年获批） RM19亿（仅至6月） — 仍在全年执行中 数据显示，2023至2025年每年超支均达约RM7亿，且在获批拨款逐年增加的情况下，超支的绝对金额依然保持稳定，反映支出压力的结构性问题并未因拨款增加而得到根本解决。 2026年的情况尤为值得关注——该部全年获批拨款RM21亿，但截至6月（仅半年），实际支出已达RM19亿，占全年拨款的约90.5%，若下半年支出节奏不加以控制，2026年再度超支的概率极高。 卡米尔：持续超支将令国家入不敷出，情况“不合理” 卡米尔在社媒发文指出，政府部门若持续出现超出既定拨款的支出，将产生以下连锁财政后果： ① 财政赤字扩大风险 超支意味着实际支出超过预算框架——每一个部门的超支，都相当于向国家财政“借支”，若多个部门同时超支，将推高实际财政赤字，令政府难以在承诺的赤字目标（如2027年预算案目标约GDP 3.5%）内运作。 ② 国家信用评级风险 持续超支将引发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如穆迪、惠誉、标普）对大马财政纪律的质疑，若评级被调低，大马的国债利率将上升，令政府的融资成本进一步攀升，形成恶性循环。 ③ 拨款分配扭曲 某一部门的超支，往往意味着其他部门的拨款被隐性“挤占”，令原本优先分配给教育、医疗或基础设施的资源，须用于弥补超支部门的财务缺口。 财政部回应：重新调整拨款分配 财政部秘书长佐汉表示，为解决乡区发展部持续超支的问题，财政部目前正与该部展开合作，并将根据各项优先事项对该部的拨款分配进行重新调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重新调整”的声明，目前并未附带具体的调整方向、金额或时间表，公众及分析员对其实际约束效力仍存在疑问。 背景：2027年预算案背景下的财政纪律挑战 这一超支问题在2027年预算案（10月9日提交国会）的政策背景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政策意涵： 安华政府的2027年预算案财政赤字目标约为GDP 3.5% 若多个部门出现类似乡区发展部的超支现象，实际财政赤字可能高于官方目标 在油价高企（布伦特95美元以上）令补贴成本上升的额外压力下，财政纪律的管理难度将进一步上升 SOMO观察｜乡区发展部连年超支是大马财政管理体制深层问题的缩影，2027预算案须正视 乡区发展部的超支问题，揭示了大马政府支出管理的一个系统性挑战：年度拨款（Budget Allocation）与实际执行支出（Actual Expenditure）之间的缺口，在某些部门已成为结构性而非偶然性的现象。 从数据看，2023至2025年每年约RM7亿的超支，已经形成了一种隐性的“支出惯性”——部门在制订预算时可能刻意低报需求，以获得后续超支的灵活空间，或在项目承诺阶段低估实际成本。 卡米尔以“国家会完蛋”这一极端措辞表达关切，反映了政府内部对财政纪律问题真实忧虑的深度。这不是反对党的批评，而是来自财政部长政治秘书的内部警示，其政策信号意义不容低估。 对商界而言，政府部门的财政纪律状况，直接影响大马在国际资本市场的信用评级与融资成本，进而影响整体营商环境的稳定性。商界须密切关注2027年预算案对财政管理改革的回应——若预算案能够提出具体的支出监控与问责机制，将是一个重要的正面财政治理信号。

（吉隆坡6日讯）公正党领袖赛夫丁表示，即便行动党最终决定要求其领袖辞去政府职位，也无需因此解散国会。 表态回应的具体质疑 这一表态是针对凯鲁（Khairul）此前在脸书发文提出的质疑而做出的回应。凯鲁指出，若行动党将其领袖撤出内阁，大马民众应有机会就国家新的方向做出决定。他表示，这样的举动不仅仅是一场内阁改组，更将标志着团结政府已经失去凝聚力。“当希望联盟第二大政党拒绝承担治理国家的责任时，一个政府又怎能自称稳定？”他质问道。 赛夫丁的反驳立场 尽管如此，赛夫丁仍为行动党可能采取的这一举动进行辩护，表示这将是一项内部战略决策，旨在重新聚焦力量以强化政党自身。他的这番表态，与凯鲁“团结政府将失去凝聚力”的批评形成鲜明对立。 行动党8月16日特大的表决机制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此前已表示，该党8月16日的党大会，将决定其领袖是否应从政府职位上辞任。他指出，这一事项将透过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即便代表最终否决党领导层所倾向的“留在政府”立场，他也将尊重这一结果。 两种解读路径的分野 凯鲁与赛夫丁两人对同一潜在事件（行动党退阁）的解读截然不同——前者将其定性为团结政府凝聚力瓦解的信号，后者则将其定性为政党内部的正常战略调整，不必然影响国会解散与否这一宪制层面的决定。这种解读分野，反映当前大马政坛对团结政府稳定性的评估，仍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对企业解读政治风险的启示 这场围绕“行动党退阁是否等同团结政府解体”的辩论，为企业评估联邦政治稳定性提供了不同的分析框架——企业不应简单地将单一政党的内阁去留，等同于整个执政联盟的存续与否，而应关注具体的宪制程序（如国会是否解散、多数议席是否仍然稳固）才是判断政治稳定性的关键指标。 SOMO观察 公正党领袖与凯鲁之间对行动党退阁潜在影响的分歧解读，为企业评估联邦政治风险提供了多元视角。 “无需解散国会”这一表态若属实，意味着即便行动党退出内阁，团结政府仍可能透过内阁改组等方式维持运作，企业不应过早预期最坏情景的宪制危机。 两种对立解读的并存，反映当前大马政坛对这一潜在事件影响程度的评估尚未形成共识，企业应持续关注8月16日实际表决结果，而非依赖任何单一立场的预判。 这场辩论本身也印证了行动党8月16日党大会，已成为观察团结政府稳定性的关键节点,企业应将这一日期纳入短期政治风险评估的重要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