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党提出2027年影子财政预算案，建议恢复5%消费税（GST），把税率固定十年，并承诺有效申报后的进项税退款在30天内完成。

这份提案值得认真讨论。但必须先说清楚：它是政党的政策建议，尚未成为政府正式实施的税制。《东方日报》报道

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我认为GST有值得重新评估的制度优势。不过，要支持恢复GST，不能只看到政府可以多收多少钱。我们必须问：企业的现金流会不会改善？家庭的生活负担会不会加重？政府有没有能力兑现配套承诺？

这三个问题，决定改革究竟能走多远。

第一，5%的GST，真的比SST便宜吗？

很多讨论把GST与SST简化为税率比较，仿佛5%一定比8%轻。

这种比较容易误导。SST涵盖销售税与服务税，不同行业、商品和服务的适用规则不同；GST则通过供应链征税，并让符合条件的注册企业抵扣进项税。两者的税基和抵扣机制不同，不能单凭一个百分比判断谁更便宜。

关税局对过去GST制度的说明也明确区分：零税率交易通常仍可抵扣相关进项税，免税交易则通常不能。未来若恢复GST，具体待遇仍须以新制度为准。皇家关税局：GST供应类型

举一个假设例子：一家已注册GST的企业，销售应税服务RM100,000，按5%征收RM5,000；同时采购RM20,000的合资格应税服务，支付RM1,000进项税。在可以全额抵扣的前提下，净缴税额是RM4,000。

企业真正关心的是，采购环节已经支付的税能否抵扣，以及税务成本是否清楚可算。

但对不能抵扣的最终消费者而言，GST仍然是一笔支出。原本不在SST征税范围内的消费，也可能因税基扩大而需要缴税。因此，恢复GST不能笼统宣传为全民减税。

第二，政府多收167亿，计算基础是什么？

同心党估计，5% GST在2027年可带来761亿令吉收入，比2026年预计594亿令吉的SST收入高出167亿令吉。这些是该党的预测，尚非实际税收。FMT报道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比较跨了两个年度。

2027年的GST预测，与2026年的SST预测之间的差额，不能全部归因于更换税制。经济增长、消费变化和原有税收的自然增长，都可能影响结果。

严谨的评估应比较同一个年份：2027年继续采用SST可以收多少，改用GST又可以收多少？随后再扣除转换系统、企业培训、行政执行和过渡安排的成本。

还有，GST收入的测算必须清楚交代注册门槛、零税率清单、免税范围，以及扣除进项税退款后的口径。保护必需消费的范围越广，收入预测就越需要重新检验。

我支持扩大有效税基，也支持减少供应链中的隐藏税务成本。但政策制定者必须公开假设，让社会能够检验数字。

第三，30天退税，谁来保证？

对企业来说，退税速度可能比税率更直接影响生存。

假设一家企业每个月产生RM100,000的净应退GST，连续六个月未获支付，累计被占用的资金就可能达到RM600,000。这里说的是扣除销项税后仍可退还的余额，并非所有采购税都会形成退款。

这笔钱本来可以支付工资、采购原料或偿还贷款。退款拖延，企业便可能需要借钱维持营运，承担额外利息。

因此，30天承诺必须配上可执行的制度：有效申报如何定义？补件何时通知？低风险企业能否快速退款？逾期个案是否公开统计？发生争议时，企业能否获得明确的处理期限？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答案，纸面上的抵扣权利，仍可能成为账面上收不回来的资金。

援助改革，要先让家庭接得住

这份影子财案也建议，以家庭人数、抚养负担及地区生活成本评估援助资格，并提出B60分类与每户每月RM200的生活费津贴。《东方日报》报道

这个方向有道理。同样收入，养育孩子的家庭与两人家庭，面对的压力并不相同。

但所谓合理生活成本，应该采用透明、可核验的标准，不能简单扣除家庭自行申报的所有支出。否则，必要负担与个人消费选择便可能混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转换顺序。新的援助系统必须先证明能够准确识别、稳定支付，并提供有效申诉渠道，再逐步调整旧有补贴。收入不稳定、自雇或资料不完整的家庭，需要有被重新评估的机会。

政府年度账目能够平衡，不代表每个家庭每个月都能顺利过渡。改革必须把这种时间差算进去。

企业也要算一笔完整的账

GST可能改善部分企业的抵扣机制，却也会带来会计软件、发票、员工培训及合约调整的成本。

对中小企业而言，政策是否可预测、系统能否顺畅转换、规则是否容易理解，都会影响改革成效。十年税率承诺有助规划，但制度可信度更来自日常执行：解释是否一致，申报是否清楚，退款是否准时。

企业评估新税制时，也应同时观察客户购买力。即使采购税务成本下降，若家庭消费收缩，营业额依然可能受到影响。

我的判断是，恢复5% GST可以讨论，也值得做公开、独立的测算。但落实之前，政府必须证明退税、援助和企业过渡三套系统已经准备好。

同时，新增税收应该与支出责任一起讨论。公共采购是否更有效率？项目延期能否减少？新增收入用于哪些服务，如何衡量成果？

人民和企业愿意承担改革，需要看见明确的公共回报。

评价一场财政改革，我会看三个结果：家庭是否更有保障，企业是否更能经营，政府是否把每一笔钱花得更有价值。5%只是起点，兑现这些结果，才是政策真正的考验。

资料来源

• 《东方日报》报道
• 皇家关税局：GST供应类型
• FMT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