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

什么是“职业倦怠”(Burnout)?大马打工族如何识别并自救?
(吉隆坡28日讯)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每天早上闹钟响起,内心涌现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期待,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与抗拒?工作表单还在,截止日期还在,但你已经找不到任何动力,甚至开始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没有意义? 如果是的话,你可能正在经历的,不只是普通的“累”,而是职业倦怠(Burnout)。 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职业倦怠列入《国际疾病分类》(ICD-11),将其定义为一种“由长期性工作压力未能得到有效管理而产生的职业现象”,正式确认它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健康与职场议题,而非软弱或懒惰的表现。 职业倦怠的三大核心症状 根据WHO的官方定义,职业倦怠由以下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三者缺一不可: ① 精疲力竭(Exhaustion) 这不只是身体上的疲劳,更是一种情绪与心理能量的彻底耗尽。即使睡了足够的时间,你依然感到倦怠;假期过后,你没有充电的感觉,而是在“撑着回去上班”。这种疲惫是慢性的、累积的,无法靠短暂休息恢复。 ② 职业疏离(Cynicism / Depersonalisation) 你开始对工作,甚至对同事和客户产生冷漠、疏远甚至负面的态度。原本你可能对自己的职业充满热情,但现在你开始以一种超然、甚至轻蔑的方式看待一切。“反正做了也没用”、“随便啦”,这类想法开始频繁出现。 这种疏离感,本质上是大脑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进一步情绪伤害而启动的防御机制。但长期下去,它会严重损害工作关系与职业发展。 ③ 效能下降(Reduced Efficacy) 你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产生怀疑,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产出质量下降,思维变得迟钝,决策能力减弱。即使完成了任务,也感受不到成就感。这与普通的“坏状态”不同——它是一种持续的、对自我能力的系统性否定。 职业倦怠 vs 普通压力:你该如何区分? 很多人把职业倦怠与工作压力混淆,但两者有本质差异: 比较维度 工作压力 职业倦怠 情绪状态 过度投入,情绪激动 情绪麻木,感到空洞 时间感 急迫感、时间不够用 一切失去意义,时间感模糊 主要感受 焦虑、紧张 冷漠、绝望、麻木 与工作的关系 仍关心结果 已不在乎结果 休息后状态 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休息后依然感到空洞 持续时间 阶段性、与特定任务相关 慢性的、跨越多个项目或时期 一个简单的自我测试:如果给你足够的假期和资源,你还会想做现在的工作吗? 若答案是肯定的,你可能只是在经历高压期;若答案是“我不确定”或“我不想了”,职业倦怠的可能性值得认真审视。 大马职场的特殊高风险因素 职业倦怠是全球性现象,但大马的职场文化与经济结构,令部分人群面临更高的倦怠风险: ① 长工时文化根深蒂固 大马是亚洲工时最长的国家之一。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大马有相当比例的工作者每周工时超过48小时——远超WHO建议的合理上限。“留到最晚才走”、“随时回复WhatsApp”的隐性文化期待,令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极为模糊。 ② 混合办公模糊了下班时间 疫情后混合办公(Hybrid Work)虽然带来弹性,但同时彻底模糊了“上班时间”与“下班时间”的边界。很多大马打工族反映,居家工作反而让他们工作得更长,因为没有“离开办公室”这一物理性的停止信号。 ③ 多重经济压力叠加 房贷、车贷、子女教育、生活成本上升——大马年轻专业人士同时面对职场压力与经济压力的双重夹击,令“不敢不努力”成为许多人维持高强度工作的隐性驱动力,而非真正的职业热情。 ④ 心理健康污名化仍然存在 大马不少工作环境仍存在“讲压力就是不够努力”的隐性文化压力,令许多正在经历倦怠的员工选择隐忍而非寻求帮助,直至身心健康严重受损才被迫停下来。 ⑤ 高风险职业群体 大马职业倦怠最高发的职业群体包括:医护人员(轮班制、高死亡接触频率)、教师(班级规模大、行政压力高)、客户服务人员(情绪劳动密集)、科技与数字行业工作者(高强度项目、随时响应文化),以及中小企业主与创业者(多重角色、独自承担结果)。 职业倦怠的六大工作场所根源 Christina Maslach教授——全球最权威的职业倦怠研究者指出,职业倦怠的根源几乎从不来自“个人不够强韧”,而是来自以下六个工作环境因素: 工作环境因素 具体表现 工作量过大 长期要求超出能力边界的产出 控制感不足 无法对工作方式、节奏或优先顺序做出自主决定 缺乏认可 付出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与回报 社群感缺失 团队关系冷漠,缺乏归属感与信任 不公平感 晋升、分配或待遇存在明显不公平 价值观冲突 被迫做与自身价值观相悖的事 这意味着,职业倦怠的解决方案,不能只落在员工个人身上——改变工作环境,才是根本解药。 职业倦怠对大马经济的隐性成本 职业倦怠不只是个人健康问题,它对企业与国家经济造成的损失同样深重: 员工流失成本:Gallup研究显示,处于倦怠状态的员工离职概率是正常状态的2.6倍。大马企业每招募并培训一名新员工的平均成本,约为该员工年薪的50至200%(视职位层级而定),高流失率是对企业隐性的巨额消耗。 生产力损失:倦怠员工的生产力平均降低约23%(Gallup,2023),而且这一下降往往在被识别前已持续了数月。 医疗成本上升:倦怠与多种慢性健康问题密切相关,包括心脏病、2型糖尿病、免疫系统下降及心理健康障碍,直接推高雇主及国家医疗体系的负担。 如果你正在经历倦怠,可以做什么? 个人层面的五个实证有效策略: ① 命名你的状态 承认“我正在经历倦怠”,是恢复的第一步。大多数人在倦怠最严重时,会把问题归咎于自己“不够好”,而非识别这是一个需要处理的状态。 ② 重建工作边界 选择一个具体的、可以执行的边界作为起点——例如下午7时后不回复工作WhatsApp、每天留30分钟完全不看屏幕。微小的边界,比宏大的承诺更容易维持。 ③ 与信任的人说出来 无论是伴侣、朋友、同事还是专业心理咨询师,说出来本身就具有疗愈作用。大马近年来的企业员工援助计划(EAP)普及率在提升,若公司有提供,这是一个值得使用的资源。 ④ 重新连结意义 找出工作中仍然让你感到有价值或有趣的一件事,哪怕只有一件,专注在它上面。倦怠往往让人失去“全局意义感”,但局部的意义重建可以是恢复的锚点。 ⑤ 咨询医疗专业人士 若倦怠症状已持续超过数周且影响日常生活,建议咨询注册医生或临床心理师,评估是否存在共病的抑郁症或焦虑症,并获得专业支援。 雇主可以做的五件事: ① 定期进行团队倦怠评估:每季度匿名调查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压力水平与倦怠风险指标,建立早期识别机制。 ② 落实“真正的”休假文化:确保员工能够在假期中真正断线,而非名义上休假、实际上仍被工作打扰。 ③ 合理化工作量:当员工持续加班,问题往往不是员工不够努力,而是工作量本身超出了合理范围。 ④ 建立心理健康支援资源:提供员工援助计划(EAP)、心理咨询渠道,以及去污名化的心理健康文化。 ⑤ 认可与感谢:定期、真实地认可员工的付出与贡献,是防止“缺乏认可”这一倦怠根源最低成本、最高回报的管理工具。 一句话总结 职业倦怠不是软弱,不是懒惰,也不是“玻璃心”——它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工作压力在你的神经系统里累积的生理与心理账单。识别它、说出它、处理它,是每一个认真对待自己职业生命的人,最应该优先学会的一件事。 SOMO观察|职业倦怠是大马劳动生产力最被低估的隐性障碍,商界须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 大马政府正积极推动劳动生产力提升,目标是通过自动化、数码化与技能培训,提升每工时的经济产出。然而,如果大量员工正在以倦怠状态运作,任何生产力提升工具的效益都将大幅折损。 从商业角度而言,员工倦怠的管理成本远低于其造成的损失成本。流失一名有经验的员工,其替代成本往往是年薪的一倍以上;而建立一套有效的职场心理健康支援体系,年均投入往往只是流失成本的零头。 在2027年预算案即将讨论人力资本发展的背景下,建议大马商界率先将职场心理健康——包括职业倦怠预防纳入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的核心议题,而非将其视为“员工个人问题”。 真正高绩效的组织文化,不是把员工榨干到极限,而是帮助员工在可持续的状态下,持续产生有质量的贡献。
“变通” – 从People & Culture(人才与企业文化)看现代管理与人才发展的智慧
最近看到一位老朋友脸书视频中分享“变通”这个课题,让我产生了一些共鸣。尤其作为一名长期从事People & Culture(人才与企业文化)及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人力资源管理)的企业管理者,我认为“变通”看似简单,实际上与现代企业管理、领导力和人才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企业管理中,我们经常强调Policy(政策)、Process(流程)、Governance(治理)和Compliance(合规)。这些制度非常重要,因为一个成熟的组织必须有清楚的管理框架,才能确保公平、一致性和企业治理。 但是,有制度不代表管理可以僵化,有原则也不代表不能变通。 真正专业的管理,并不是遇到任何问题都只回答一句:“这是公司的规定。”相反,优秀的管理者应该理解制度背后的目的,在不违反法律、企业道德和核心原则的前提下,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专业判断。 这就是Management Judgement(管理判断力)。 变通不是放弃原则,而是在坚守底线中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 我认为,真正的“变通”并不是放弃原则,更不是为了方便而降低标准,而是在坚持Core Values(核心价值观)和管理底线的同时,保持足够的Flexibility(灵活性)、Agility(敏捷性)与Adaptability(适应能力),寻找更有效、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解决方案。 这在Talent Management(人才管理)中尤其重要。 企业里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员工。每个人的能力、经验、性格、潜能、工作动力和职业发展目标都不一样。因此,人才管理不能永远采用One-size-fits-all(一套标准适用于所有人)的方式。 有些员工执行能力强,有些善于创新;有些适合带领团队,有些则拥有非常优秀的专业技术;有些人才目前的表现可能还不突出,但却具备很大的Potential(发展潜能)。 如果管理者只看员工目前的表现,而没有看到他们未来的发展可能,就可能错失人才。 Right People, Right Role, Right Time——人才管理的真正价值 因此,People & Culture 的价值,不应该只是招聘、薪酬、考勤、绩效或处理员工问题,而应该进一步做到Right People, Right Role, Right Time(适才、适岗、适时)。 我们需要了解人才的Strengths(优势)、Potential(潜能)、Motivation(动力)和Career Aspiration(职业发展期望),再通过培训、岗位轮调、辅导、授权和发展机会,让员工发挥最大的价值。 这也是为什么现代 HR 正逐步从传统的Personnel Administration(人事行政管理),走向Strategic People & Culture(战略性人才与企业文化管理)。 管理制度,领导理解“人” 管理者需要管理制度,但领导者更需要理解“人”。 同样一句话,对不同员工可能产生不同效果;同一种管理方式,也未必适合所有团队。因此,优秀的领导者除了需要IQ(智商与专业能力),也需要具备EQ(情绪智商)、Empathy(同理心)和Situational Leadership(情境领导力)。 所谓情境领导,就是懂得什么时候应该坚持,什么时候应该聆听;什么时候需要给予明确方向,什么时候应该授权团队;什么时候必须按照制度执行,什么时候可以在原则范围内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我理解的“变通”。 面对AI与世代变化,企业需要的是Change Agility 今天的商业环境正面对科技发展、AI、人才竞争、不同世代员工以及全球经济变化。过去成功的管理方式,不一定能够解决明天的问题。 因此,企业需要建立更强的Change Agility(变革敏捷能力),而人才也需要培养Growth Mindset(成长型思维)、Resilience(韧性)和Continuous Learning(持续学习)的能力。 未来真正有竞争力的人才,不一定是最懂得按照旧方法做事的人,而是那些在面对变化时,仍然能够快速学习、调整思维、解决问题并创造价值的人。 制度、原则、人才与变通——缺一不可 我一直相信: 制度让组织有秩序,原则让管理有底线,人才让企业有未来,而变通则让领导者在变化中找到新的可能。 真正成熟的管理,不是“没有原则地变”,也不是“为了制度而不变”,而是懂得在Principle(原则)与Flexibility(灵活性)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 懂制度,是管理;懂人才,是领导;懂得在原则中变通,则是一种管理智慧。 这也是现代People & Culture Leadership(人才与企业文化领导力)应该持续思考和实践的课题。
马新官方会晤聚焦零工保障与AI人才,拉马南:劳工政策须与时并进
(吉隆坡8日讯)人力资源部长拿督斯里拉马南今日配合官访新加坡期间,与新加坡人力部代部长刘洁敏展开正式会晤,双方就两国劳动力市场最新发展及未来合作方向深入交换意见,重点聚焦零工经济从业员的福利与保障,以及如何携手应对人工智能(AI)时代带来的就业市场挑战。拉马南同日也到访Grab新加坡总部,作为此次官方工作访问行程之一。 零工经济与AI双重挑战是会谈核心议题 拉马南在会后发文告表示,双方重点讨论了如何协助劳动者适应未来经济需求,以及在就业形态持续变化下,完善劳工政策与保障机制。 他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面对就业市场快速转型,因此必须确保劳工政策及保障措施能够与时并进,配合新型工作模式及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 他补充,双方也深入讨论了人才培养、技能提升,以及如何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人才队伍,以迎接科技发展及AI时代带来的新挑战。 两国分享最佳实践,建立前瞻性就业生态 拉马南表示,两国分享彼此经验与最佳实践,将有助于建立更具前瞻性及包容性的就业生态系统,同时兼顾劳动者权益与福祉。 他指出,马新两国长期保持密切的劳动力往来及经济联系,为双方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及技能发展合作提供广阔空间。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不仅是邻国,两国在人力流动、经济合作及人民往来方面关系密切,因此双方拥有广泛合作空间,可共享专业知识,并共同寻求应对未来劳动力挑战的解决方案。” 出席会面的新加坡官员阵容 出席此次会面的新加坡方面官员包括: 刘洁敏:新加坡人力部代部长 方婉晴:新加坡人力部财务规划计划司司长 颜苏意:雇佣标准与包容性职场署署长 李凯文:技能发展与劳动力局(SWDA)企业规划署长 骆鸿泉:新加坡人力部策略与生态系统发展副署长 SOMO观察|马新劳动力合作深化,零工与AI议题折射两国共同政策压力 马新两国在劳动力领域的合作由来已久,此次会晤将零工经济保障与AI人才培育列为核心议题,折射出两国面临相同的结构性政策压力。 零工经济的快速扩张,使得传统雇佣关系所依附的劳工保障体系(如公积金、社险、职业伤害保障)面临根本性挑战。大马已于近年推动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平台工作者纳入SOCSO保障范围,但系统性保障框架仍有待完善。新加坡在这一领域已有更成熟的政策框架,包括针对自雇人士的CPF(公积金)强制缴款机制,值得大马借鉴。 对商界而言,此次会晤的政策信号清晰:政府正积极布局将AI人才培育与劳工保障现代化提上双边合作议程,企业宜提前评估自身对零工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并关注未来可能扩大适用范围的劳工保障规范。柔新经济特区(JS-SEZ)的推进,也将进一步加深马新跨境劳动力流动,使两国劳工政策的协调性愈发重要。 拉马南此次专程到访Grab新加坡总部,更直接传递了政府高度关注平台经济劳工保障的政策立场,平台企业宜积极参与政策对话,提前布局合规准备。